上海此次帶量采購的方法、過程和結果，是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因素在藥品集中采購政策優化、演進過程中的一次寶貴實踐。通過對“上海樣本”的探索分析，總結出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內核，無疑對促進公立醫院藥品集采政策優化具有深層次的參考意義。
一周前，上海陽光醫藥采購網發布《上海市醫療機構第三批集中帶量招標采購擬中標結果公示》。自去年12月29日上海市醫藥集中招標采購事務管理所正式確定第三批帶量采購招標品種目錄以來，第三批帶量采購涉及的21個品種29個品規終于落定。
梳理發現，在國內優質企業仿制藥品種和跨國藥企原研過期品種的同臺競技中，走低價策略的仿制藥全面勝出，跨國企業全面失守。在中標結果中，尤其引人關注的是此次帶量采購所涉及的已通過仿制藥質量與療效一致性評價的品種，集采部門的政策導向與相關企業的應對策略都值得深入探討。
上海案例成國內采購GQCE品種的“試應手”
2018年初以來，國內仿制藥質量與療效一致性評價（下稱GQCE）開始有了階段性成果產出。
截至目前，國家藥監部門陸續公布了四批率先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品種。上海于2018年初啟動第三次采購時，恰好有先期兩批一致性評價獲批品種公布。加上參比制劑目錄和部分海外“先進”GMP綠色通道產品，上海這次帶量采購能夠部分納入GQCE因素，是各地藥品集采部門第一次真正在采購實施層面實踐了國家相關鼓勵政策的探索。無疑，其實踐形式和實施效果將在短期內形成國內采購GQCE品種的“試應手”，具有鮮明的風向標意味。加之上海是地方醫保部門主導、帶預算采購的地方，在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背景下，上海藥品集中采購部門的此次探索更加引發業界強烈關注。
瓦解集采“玻璃門”現象
2016年3月5日，《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國辦發[2016]8號）的發布標志著中國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工作的全面展開。一致性評價涉及11.6萬個批文的仿制藥，根據相關政策要求，化學藥品注冊新分類實施（2016年3月4日）前批準上市的仿制藥，凡未按照與原研藥品質量和療效一致原則審批的，均須開展一致性評價。
毫不夸張地說，一致性評價是中國醫藥行業的供給側改革，是中國醫藥行業2018年最重要的變革。為此，國家相關部門設立了階段性工作目標。由于一致性評價幾乎涉及醫藥工業全行業，產業調整深刻、成本和代價高昂、資源投入巨大。鑒于積極發展仿制藥產業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政策，為給藥企鼓勁，國家和主管部門層面陸續出臺了大量激勵措施，從政策護航到技術指導、產業扶持、優先采購、醫保支付，再到優先替代使用，制度頂層設計方面幾乎做到了全面覆蓋，可謂用心良苦。而對于處于激烈市場競爭中的企業而言，公立醫院仍是其產品最主要的銷售終端。無疑，采購便是所有完成一致性評價品種面臨的第一道關口。
從目前各地采購工作對一致性評價工作的支持力度上看，幾乎所有省份都體現了國家政策的相關要求——對通過一致性評價的產品實施快速綠色通道準入，準予實施直接掛網采購；在質量層次或競價分組劃分上，列入與原研藥品相同組別；在價格上，均采取較為寬松的態度，允許企業合理調整價格，僅部分地區對最高限價提出了部分干預措施。藥品集中采購政策對一致性評價品種的關愛與呵護，看起來似乎能夠落實到實處，但實際還存在諸多“玻璃門”現象。
更具體而言，由于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的頂層制度設計仍然滯后，諸多協同政策還不相兼容，省級藥品集中采購本身面臨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困境。
正視各地“先天缺陷”
2015年前后，相關部委在深化醫改的指導意見中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實踐權，允許各地在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的基礎上實施地市帶量采購，并鼓勵擴大醫療機構的參與度。理想主義色彩濃郁的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在制度設計上的初衷是集合全省醫療機構訂單，合并、簡化供應結構，通過“以量換價、量價掛鉤”以實現“招采合一”。但省級藥品采購固有的“招而不采、招采分離”特征，以“保供應、防短缺，尊重不同水平、不同層次的多元化市場需求”作為主要政策目標，則決定了省級藥品集采供應結構分散、質量層次眾多、還無法實現以量換價的先天缺陷。
由此，在藥價治理上，必然體現為藥品價格依然虛高、企業留足空間用于真正采購環節“二次議價、三次議價”，從根基上就動搖了省級采購的理論基礎。再加上公立醫院全面實施藥品零差率、購銷“兩票制”、醫療服務價格調整不同步、政府補償還無法完全到位、醫療機構普遍尋求供應鏈價值補償的社會現實，藥品集采在短期內必然會經歷從省級集中采購到各地帶量采購無序分散的過程。我們看到，省級藥品集采逐漸演變為省級“資質準入、限價入圍”，而真正“以量換價、量價掛鉤、以價保供”的帶量采購，只能在地市層面有可能實現，這是全國各地省級集采普遍面臨的困境，通過帶量采購獲得各種形式利益補償，則成為各地還無法遏制的現實誘惑。于是，實現帶量采購的技術路徑，只能是通過簡化、合并供應結構來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實現既滿足臨床對藥品質量療效的追求，又兼顧采購成本低廉、壓縮藥品費用用于“騰籠換鳥”的新醫改目標？用一致性評價品種全面替代價格相對昂貴的原研藥品和質量療效不明的普通GMP層次藥品，似乎是最優選擇，這也是包括中國臺灣地區健保在內的全球各種醫保體系下的通行做法。
如何更好地服務新醫改
當前，我國正處于“三醫”改革的關鍵時刻，未來由醫保部門主導藥品集中采購和相關價格形成機制建設。如何在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同時，讓藥品集中采購政策服務于深化新醫改的目標，并兼容于行業治理、產業提升，最終服務于國家發展的宏觀戰略，應當是當下需要仔細考量的。
目前，已先后公布四批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品種并能夠較快進入市場，這為部分采購金額較大、使用數量較多的藥品合并簡化供應結構、降低總體費用水平和實現帶量采購提供了技術基礎——這批企業若能在市場中獲得良好激勵，無疑將鼓勵更多的仿制藥企積極加入更多品種的一致性評價工作，推動全行業技術、質量、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但從各地現行的帶量采購政策來看，“優質藥品單一貨源最低價中標”是通行做法。這種采購策略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實現“以量換價”，但其結果是固化藥品采購格局，形成贏家通吃的局面。基于用藥延續性的理由和招標周期漫長的現實，率先唯一中標的GQCE產品幾乎永久性地獲得了市場份額，這對于有多家企業投入重金進行一致性評價改造的熱門品種來說，中標品以外的所有廠家均不得不面對顆粒無收的殘酷現實，更對后來者形成強大的警示和威懾：繼續大規模投入進行一致性評價改造是否值得？上海此次帶量采購成交結果中的一個重磅級產品“瑞舒伐他汀”以3.06元的低價中標，將會形成一個最為典型的市場案例，除中標企業和原研以外所有的廠家產品在上海的市場前景忽然變得黯淡起來。這樣的中標結果對全體正在從事一致性評價工作的仿制藥企會形成什么樣的心理暗示？采購部門如何在政策上實現從整體上對優質企業和優質產品真正的激勵？仍需探索前行。
從目前各地實踐上看，推動藥品實現真正帶量采購的政策焦點始終落在讓一致性評價及參比制劑品種和合資原研產品同競價組廝殺，用國內優質仿制藥全面替代價格相對昂貴的合資原研藥是大多數地區醫保和采購部門的采購價值取向。這種做法有長遠的考慮，但短期看，市場贏家就只有通過了GQCE的廠家。在此建議采購政策與藥品行業治理政策形成更宏觀一致的社會治理目標。
精準治理藥品供應保障領域主要矛盾
仿制藥質量療效一致性評價政策推進期的治理對象，首先應該是不符合科學治理規律、以散小亂差為特征的普通GMP層次產品，其次是占用醫保基金資源過多的輔助用藥、不合理使用的抗菌藥物、質量療效缺乏循證依據的中成藥品等。騰籠換鳥式的醫改，首先應該騰出改革空間的是上述這些不符合社會治理原則、有損社會公平正義、為民眾帶來治療隱憂的產品。
醫改是一種社會治理，社會治理應當關注社會主要矛盾，醫藥產業領域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生產力和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藥品供應保障領域，通過優化的采購政策以破解行業主要矛盾，讓優質產品成為市場主流，實現整體上的行業規范治理后，開展市場上的存量治理，最終實現藥價、藥品使用的合理回歸，這或是藥品集中采購政策從大處著眼的優化方向。
從另外一個角度驗證，當前正在開展的藥品監管行業治理行動，調整對象正是以散小亂差為特征的落后生產力，如果在藥品集中采購活動中繼續保留這些落后生產力的市場份額，則將形成對諸多改革政策的掣肘。
此外，完善藥品集采機制，除了讓采購政策和鼓勵仿制藥質量療效一致性評價實現政策協同之外，還應當留意到現有的針對一致性評價品種進行優先采購的政策仍存在一定的質量和供應保障風險——一方面，對產品進行質量療效一致性評價是仿制藥企天經地義該做的事，目前所有的相關工作都是對歷史欠賬進行的補課。在醫藥行業實現全面科學、規范治理之前的過渡期內，應當繼續大力支持、鼓勵仿制藥企推動產品進行一致性評價。從中長期看，對產業的引導和激勵的基礎機制仍是市場機制，如政策過度扶持企業，或將形成對市場原則的損害。
另一方面仍需正視的是，我國制藥行業的全行業質量意識、誠信自律文化和社會責任擔當還要繼續提高。雖然部分優秀企業的部分產品通過了一致性評價，但希望一致性評價不會變成“一次性評價”“一過性評價”。在行業誠信、自律文化形成之前，仍需時間觀察，仍需用時間來驗證仿制藥在“真實世界”的質量與療效一致性。在過渡期內，藥品招標采購制度需要再思考，如何更好地尊重臨床用藥的可選擇性？如何在質量優先、選擇多元的前提條件下有效實現價格治理與回歸？依然充滿技術挑戰。
綜上所述，上海此次帶量采購的方法、過程和結果，是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因素在藥品集中采購政策優化、演進過程中的一次寶貴實踐。通過對“上海樣本”的探索分析，總結出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的內核，無疑對促進公立醫院藥品集采政策優化具有深層次的參考意義。（來源： 醫藥經濟報 ）
